1928年的東亞，並不平靜。

 甫進入昭和時代的日本，隨著軍國主義的上揚，對外的侵略與擴張深刻地影響了東亞地區的每一個國家。 中國方面，國民黨自1926年開始的北伐終在1928年底結束，途中爆發的「濟南事件」（又稱五三慘案）將中國的排日意識推上高峰；而「皇姑屯事件」除了促成北洋政府的易幟，更為日本對東北的進犯揭開序幕。 

至於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先是有獨立運動者申采浩於基隆被捕，接著又在臺中爆發趙明河計畫行刺日本皇族的「不敬事件」。而臺灣，則是有謝雪紅等人於上海籌組臺灣共產黨，雖然活動時間不長，卻是臺灣左翼運動的高峰。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東亞各地之間緊密的連動關係，不過，有別於緊繃莫測的政治局勢，藝壇的活動倒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呈現出蓬勃的氣象。

1928年，廖繼春與陳植棋分別以〈有香蕉樹的院子〉、〈臺灣風景〉首次入選帝展。陳英聲與藍蔭鼎也在這一年同遊朝鮮及滿州，一同描繪下平壤的練光亭。即將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研究科的陳澄波除了積極參與日本大小畫會的美展，還在廈門旭瀛書院舉辦了個展。 

隔年，陳澄波便前往上海，展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 有關於陳澄波完成學業後選擇轉赴上海的原因，除了認為是臺灣難以謀得教職，亦有受到日本畫壇動向影響的觀點提出。

針對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將討論核心聚焦在1928年前後。因為根據現有資料推斷，陳澄波應是在這時結識了王逸雲與王濟遠兩名各自活躍於廈門和上海的畫家，因而驅使他走出舒適圈、開闢新天地。 當然，不僅是與「二王」的交情，東亞地區的整體環境也會是左右陳澄波考量的因素。

接下來的週五，基金會將會從各個不同的面向介紹1928年前後的社會背景與畫壇活動，期望能從更多元的角度認識陳澄波，以及他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