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澄波在上海的任教期間，適逢當地美術最蓬勃發展的時刻。

就在他遊走、穿梭於畫界不久後，便迎來1930年代上海最重要的藝壇大事——決瀾社成立。

時間來到1931年，此時的陳澄波與家人同住在上海，並有在照相館拍了一張全家福，洋溢著幸福美滿的氛圍。

此外，走訪各地寫生的活動依然持續，特別是江蘇太湖一帶的風景深受陳澄波喜愛。例如最知名的一張在太湖黿頭渚作畫的照片，以及入選第五回臺展的〈蘇州可園〉，都是當時所留下的紀錄。

或許是因為優異突出的資歷和穩定且豐沛的創作能量，陳澄波在這年9月參與了決瀾社成立前的第一次會議。

關於該社的萌生，與中國的現代化一樣來自於外界的刺激。中國自清末以來陸續有海外留學生帶回西方新知，美術亦是如此。像是留日的李叔同、高劍父、陳抱一等，還有留法的潘玉良、徐悲鴻、常玉等，都接觸到了最前線的新觀念、新風格。

到了1930年前後，一批年輕的留學生返國，有感於「中國藝術界精神之頹廢」，遂有集結眾藝術家以改革畫壇的力量開始醞釀。

參與這場盛會的成員大致來自兩處：其一是留法畫家龐薰琹籌組的「苔蒙畫會」，其二是留日畫家倪貽德領導的「摩社」。前者於1930年成立，但因立場左傾而在隔年遭取締；後者則是上海美專內的團體，主要編輯《藝術旬刊》雜誌。

乍看之下，這兩個藝術團體皆與陳澄波關係不深，不過龐薰琹與王濟遠曾於1931年共組畫室。因此除了陳澄波本身的能力，也許再加上王濟遠的引薦，才讓陳澄波名列決瀾社會務會議的出席名單之中。

根據現有資料顯示，陳澄波僅出席1931-32年的會議，決瀾社往後的四次展覽都沒有陳澄波出品的紀錄。背後原因可能包含1932年爆發一二八事變，陳澄波先帶著妻小回到臺灣，而隔年他也正式離開上海，故無緣參加展覽等。

至於那個標榜「要用新的技法來表現新時代的精神」的決瀾社，最終在1935年第四回展覽後畫下句點。

決瀾社的存在時間並不長，但若理解它所屬的時代，以及從中而生的藝術作品，便能明白它在中國近代美術史上的前衛性與代表性。陳澄波在兩次的會議裡看著青年畫家們擘劃理想藍圖的模樣，多少給予他啟發與靈感。

當他1934年在臺灣籌畫臺陽美術協會時，肯定也像決瀾社的成員一樣，懷著滿腔的熱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