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陳澄波抵達東京。

初次來到這座摩登的大城市，舉目所見的種種事物，都是當時東亞最新潮時尚的玩意兒。

藝術也不例外。

翻開陳澄波初抵東京時，第五回帝展的出品目錄，可以看到名為〈楊貴妃〉（鴨下晁湖）、〈支那服的少女〉（支那服の少女，安宅安五郎）的作品。

隔年，同樣有描繪穿著中國服飾女子的〈羽扇〉（吉村芳松）名列參展名單。

1926年，陳澄波首次入選帝展。當回展出的作品，除了有佐藤空鳴〈支那的少女〉（支那の少女），還有滿谷國四郎以江南風景為題的〈海棠樹〉。

1927年，則又有〈大連之街〉（大連の街，多多羅義雄）、〈穿著支那服的F小姐〉（F嬢の支那服を纏へる，上野山清貢）、〈有支那盆的靜物〉（支那鉢のある静物，福田新生）等作……。

支那服、支那盆……

看來這些日本的藝術家們，好像都很喜歡帶有中國風的題材？

其實不只是日籍畫家，就連來自臺灣的陳澄波，也對這樣的畫題充滿興趣。

除了上述1924-1927年的帝展入選作，應該有被正居處日本的陳澄波所看見之外，他還蒐集了不少1924年以前、與中國題材有關的美術明信片。

像是小早川秋聲〈不能說的煩惱〉（みやなぬれら語，1921）、金澤重治〈靜物〉（1922）、伊藤響浦〈無垢淨光〉（1922）與小川翠邨〈群芳合唱〉等，描繪中國女子或帶有中國元素的畫作。

之所以對中國產生興趣，與當時代的時空背景有所關聯。

進入20世紀後，隨著日本在海外控制的領土漸多，以及交通運輸的發達，大大增加了日本人赴外（東亞地區）旅遊的便利性。

此時又適逢大正浪漫主義思潮的興起，曾到朝鮮、滿洲、中國旅行的文學家、藝術家們，開始對這些異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因而掀起了「支那趣味」這樣的流行。

於是，如文學界有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而美術界則有石井柏亭、滿谷國四郎等人，足跡遍及了朝鮮、中國，甚至是臺灣。

由此我們不難想像，帶有中國情調的作品成為一種創作的可能——而且還是當時熱門的題材——對正在努力追求美術夢的陳澄波而言，有多大的啟發和吸引力。

那麼，陳澄波又是如何開始與中國有實際的接觸呢？